“建议对高水平和国家急需学科的博士生招收给予一定的名额倾斜，采用灵活分配机制。”7月19日，在中国计算机学会“未来计算机教育峰会”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陈文光主持了主题为“博士生名额分配机制”的分论坛，多位学者经讨论如此建议。
陈文光之所以关注到这一问题，是作为导师与“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人才发展计划”的一位新入选者谈话时想到的。这位入选者读博士期间表现突出，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从事研究工作。这位年轻人认为，自己有能力带博士，如果能有自己的学生，从事科研项目的效率会更高。
对此有切身体会的陈文光意识到，“博士生名额紧俏”已经成为制约科研发展的一个因素。
陈文光是2015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教授每年可招收一名博士生，但如果教授获得国家“千人计划”和“杰青”等头衔，或者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可以增加一个招生名额。但“杰青”的周期是5年，“名额优惠”只在一个周期内有效。陈文光的科研经费比较充足，想在计算机系统软件领域做出有影响的工作，却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
据统计，全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已从1978年的18人增至2017年的8万多人。博士生扩招了，为什么教授依然感觉名额“紧俏”？
“从‘大锅饭’到‘名额到人’，从只有教授有资格带博士，到教研系列讲师有资格，从重科研项目到重人才头衔……”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武永卫感觉，总体还是“僧多粥少”。他也曾向学校和有关部门询问，得到的回答基本是：控制人数是为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曾任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学位与学科建设处处长的张春元教授也发现，该校2015年之后也采取了总量控制，但如果所指导的学生获得一些学术成果、奖励或者承担了重大项目，导师就可获得更多招生名额。不过，特别年轻的老师依然招不到学生。
浙江大学教授任奎是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他此前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说，美国的大学教授在招收博士生方面自主权较大，有经费就多招，没经费就少招。
任奎了解到，浙江大学也是由学校决定各学院博士生名额分配的，学科、科研经费和学术头衔等因素都会对招生产生影响。“有一些新兴学科可以单独申请，但对于年轻教授来说，研究生名额不足，已严重制约了其职业发展。”他建议，如果对博士生需求较大，导师能否“以降低硕士生的招生名额换取博士生名额的增加”？
对于博士名额的多与少，其实不同专业和不同学科的教授体会也不同。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就此询问中山大学一位社会科学教授，他认为自己一年招收一名博士生足够了，但是工程类专业的教授普遍认为，要做大项目时缺人手。
吴飞教授是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他认为，在分配博士生名额时，对有国家头衔和重大科研项目的导师进行倾斜后，给年轻老师留下的名额太少，使得刚晋升博导的年轻教师有时分不到名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小勇认为这个问题要从三个层面来看：国家有分配机制；学校对一些学科会有倾斜；各个院系对导师的要求会有不同。
杜小勇认为关键一点，还要问问自己能不能保证培养质量：“现在的分配机制有非常致命的一点，就是没办法实施淘汰，因为就一个名额，一旦淘汰学生就没了。”
武永卫建议，增加博士生名额，但增加的这批人要放在“卡脖子”技术上。另一方面，他建议改变博士生的评价标准，“我们已经培养出大量博士，论文在国际上（排名）很不错，但我们还被别人‘卡脖子’，所以要改变我们对优秀博士生的评价方式，不能单纯以论文为标准，对于计算机学科，做出项目同样也是优秀博士”。
教授们建议，一是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基础上，增加急需学科的博士生名额；二是提倡市场化的分配机制，社会上有需求就可以多招，哪位导师水平高、学生也愿意读，那就可以多招生。陈文光说：“我们博士数量足够多，但是分配方式不合理，需要对一些机制进行调整。”